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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态新闻业”由荷兰学者杜兹率先提出，并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社会学家鲍曼“流动的现代性”和“流动的现代生活”的观点，描述了后现代社会新闻业的动态变迁。然而在坎图拉、科约宁、嘉德等学者对液态新闻业的补充论述中，对“液态新闻业”的阐释逐渐偏离了鲍曼和杜兹的早期论述。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国际传播教研室主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郭毅，在《传媒观察》第10期“在场·变化的新闻业”专栏刊文，认为这些论述强调从固态到液态并非新闻业的线性进化，液态新闻业的出现也不代表固态新闻业的终结。“液态新闻业”最终成为一套在新闻业“变化”中审视“不变”的话语，而这也是“流动的现代性”中我国新闻界需要关注的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外新闻学界在对行业发展的持续追踪过程中，试图用后现代的理论线世纪末至今的发展变迁。“液态新闻业”就是一套试图解释后现代社会新闻业动态的理论话语。

　　“液态新闻业”由荷兰学者杜兹在社会学家鲍曼“流动的现代性”的基础上提出，认为21世纪新闻业对“流动的现代性”形成了回响，在组织结构与新闻文化两个层面反映了“流动的现代生活”变动不居、去中心化的基本特征，而这些特征为新闻业带来了挑战与机遇。

　　坎图拉、科约宁、嘉德等学者在杜兹之外对于液态新闻业进行了补充论述。而对这些补充论述缺乏必要的了解，限制了人们对“液态新闻业”概念更客观的理解——“液态新闻业”并非只关乎后现代社会新闻业的变迁。事实上，“液态新闻业”虽以“流动的现代性”为论述起点并参考了后者的修辞方式，却在经验证据面前逐渐偏离了鲍曼和杜兹的早期观点，转而强调从固态到液态并非新闻业的线性进化，液态新闻业的出现也不代表固态新闻业的终结。“液态新闻业”最终成为一套在新闻业“变化”中审视“不变”的理论话语。三亿体育登录

　　鲍曼在20世纪90年代创造了“流动的现代性”一词来描述一个不断变化的当代世界。作为鲍曼的忠实信徒，杜兹参考了鲍曼“流动的现代性”理论提出“液态新闻业”概念。这意味着杜兹接受了鲍曼的理论假设，即持续不断的变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常态。对于当代新闻业而言，变化是永恒的，甚至“在新的结构还未形成之前，其组成部分就已经发生了改变”。

　　“流动的现代性”是一个关于现代性转型的隐喻，它建立在鲍曼对现代性历史形态二分法的基础上。对鲍曼来说，“液态”与“固态”之间彰显了历史与当下两种现代性的基本矛盾。固态是稳定的，液态是变动不居的；对固态而言重要的是空间，对液态而言关键的是时间。固态现代性是空间主导的时代，是结构分明、相对确定、情况稳定的时代。流动的现代性是时间主导的时代，它是不稳定的、不确定的、不可知的、矛盾的。固态现代性是沉重的、静止的、系统的，并且“充满着极权主义的倾向”。它是“福特主义工厂”，一切都是流程化的、标准化的、设计好的。流动的现代性是轻灵、自由、富有活力的。固态现代性发生在20世纪，而流动的现代性存在于21世纪。

　　固态现代性和流动的现代性之间在权力关系上泾渭分明。流动的现代性和社会的个体化进程打破了僵化的社会等级结构，实现了个体的自主和解放。因此，相比于权力高度集中的固态现代社会，“流动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机会的世界，一个没有权威的多中心化的社会。流动的现代性中社会关系是去熟悉化、去制度化的。这种社会关系抑制集体行动，组织和社群提供的制度化的“保护伞”也逐渐瓦解，人们不得不自食其力，寻找解决社会生产实践过程中诸多麻烦的个性化途径，并在极度有限的工具和资源中通过孤立的行动来实践这些方案。

　　学界起初对液态新闻业的理解继承了鲍曼这种固态现代性与液态现代性的二分法，认为21世纪初新闻业在个体化、去制度化和去中心化的现代性转型中从“固态”走向“液态”。同鲍曼一样，杜兹也认为全球化正在削弱传统制度化的社群和组织对个人的支持，它们能够为个人提供的资源正在减少，个体只能越来越多地依靠自己应对全球化的影响，并表现出一种对传统社会机构不抱幻想的文化感觉。这种文化感觉映射在大众传媒消费中即是人们不再订阅全国性报纸，也不再集中收看电视节目，而是在网上搜索各自感兴趣的信息。

　　沿着鲍曼和杜兹的二分法，芬兰学者坎图拉对转型中的新闻业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描述。在其论述中，从固态新闻业到液态新闻业的转型几乎可以与从固态现代性到“流动的现代性”的转型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

　　其一，集约化转向个性化。在鲍曼那里，固态现代性转向“流动的现代性”的突出表现是流程化、标准化的“福特主义工厂”的消逝，社会从集约化转向个性化。与此相似，固态新闻业中成群的、大规模的受众变成了液态新闻业中流动的、异质的消费者，他们迥异的口味和兴趣迫使媒体传播追求分众化。以空间主导的固态现代性被以时间主导的流动的现代性所取代，新闻机构也从执着于对传媒帝国的空间扩张转向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关注日新月异的受众兴趣和波动的消费市场。

　　其二，权力中心日益分散。在鲍曼那里，权力高度集中的固态现代社会被充满机会的、多中心化的“流动的”现代社会所取代。与此类似，在从20世纪的固态新闻业向21世纪的液态新闻业转型过程中，新闻生产的权力中心日益分散。首先，在新闻机构内部，记者对新闻作品的控制权被媒体经营管理层分散。其次，在新闻机构外部，记者在新闻生产方面的主导权被新闻消费者分散。再次，这种新闻生产的主导权也被营销和广告部门分散。

　　其三，去制度化的组织结构与社会关系。在鲍曼那里，流动的现代性中去熟悉化的、去制度化的、灵活多变的组织结构和社会关系取代了固态现代性中一成不变的组织结构和板结的社会关系。与此类似，液态新闻业中新闻机构的组织管理方式也从官僚制和科层制向“非等级和后官僚管理”转变。所谓“后官僚制”是指多中心的、权力分散的、开放式的管理体制。它的工作形式（时间、地点）和雇佣关系更加灵活。在新闻机构内部，科层化的部门已经被综合新闻编辑室所取代，人员不再被固定在某个部门或具体的岗位。

　　其四，从可预测走向不确定。在鲍曼那里，可预测的、稳定的固态现代性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不确定的、恒变的“流动的现代性”。与此类似，液态新闻业中出现了新闻从业者职业安全感的不确定性。正如“流动的现代性”带来了个人安全感的缺乏和慌乱感的增加，液态新闻业也造成了记者的无所适从。对新闻实践的路径依赖和工作惯性使记者无法想象如何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完成工作任务，记者们感到专业身份受到威胁，进而对液态新闻业表现出不满和。

　　然而，液态新闻业的概念提出不久，新闻学界就在经验证据面前意识到鲍曼对现代社会的“固态-液态”二分法在解释21世纪以来的新闻业方面存在明显的局限。在鲍曼那里，固态现代性与流动的现代性不仅是割裂的，而且存在线性的进化和取代关系。但经验证据却表明，新闻业的“液化”并没有导致高度工业化的固态新闻业的终结。相反，当今新闻业呈现出一个固态与液态、变化与不变相互交织的景观。

　　为了描述当下新闻业“固态”与“液态”的共存现象，坎图拉提出“三代人群体”的概念。它是指在西方的新闻机构中同时存在“固体现代人”、“液化现代人”和“液态现代人”。

　　“固体现代人”（solid moderns）正处于退休边缘，却是新闻行业中颇具话语权的一代。在这代新闻工作者身上可以看到固态新闻业的许多特征。他们追求稳定，大多拥有一份固定或终身的劳动合同，而且很少有跨媒介工作的经历。他们遵循制度化与科层制的逻辑，从进入新闻机构到成长为媒体管理层有着完整而明确的职业规划和上升路径。他们成名的年代也是传统新闻行业最辉煌的年代，在那个时代记者可以靠“单打独斗式”的采访与报道成为媒体英雄。

　　“液化现代人”（liquefying moderns）是现代性由固态向液态转型过程中走进新闻行业的一代，他们身上兼具“固态”与“液态”的特征。他们与“固体现代人”一样崇尚新闻的专业精神，但与“固体现代人”不同的是，他们只把做新闻当作一份工作而已，并乐于尝试在不同部门获得新的经验。他们“站在变革的十字路口”，既不排斥新闻业变革，也没有完全接受这些变化。

　　“液态现代人”（liquid moderns）是新闻机构中的年轻一代。他们对新闻业的变化持积极态度。他们适应加速的工作节奏，乐观看待日趋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反对新闻实践中的约定俗成，不愿在新闻实践中单打独斗，对跳槽或转行持开放心态。坎图拉认为在西方新闻机构中，“三代人”同时存在恰恰说明液态新闻业并未完全取代固态新闻业，新闻业和新闻记者正处于“过去和未来之间”。

　　固态新闻业与液态新闻业不是简单的线性进化或取代关系，而是历时性和共时性维度上的交织甚至重叠。芬兰学者科约宁等人提出从“职业气质”的角度进一步理解新闻业“固态”与“液态”相互交织的关系。

　　科约宁等人所说的“职业气质”有五个维度，每个维度在具体表现形式上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可能。其一是“知识”维度，这涉及新闻工作者对所采集和传播之“知识”的基本认识。其二是新闻工作者对“受众定位”的认识。是把受众当作被教育的对象并将公众排除在新闻生产之外，还是将受众视为消费者和新闻生产的“参与者”并适当向其让渡新闻生产权力。其三是“权力”维度，即新闻工作者对自身与当权者的关系，以及对于自身在社会权力结构中定位的基本认识。其四是新闻工作者对“时间”的基本观点。新闻工作者是“时间的管理者”，他们要么仅仅作为“被动的守门人”适应其他社会行为者设定的时间表，要么作为议程设置者决定社会中其他行动者的时间表。其五是“伦理”维度。新闻工作者可能会更偏重有闻必录式的“义务论的新闻伦理”，也可能会更注重基于后果预估的“后果论的新闻伦理”。有的会强调新闻伦理的普适性，有的则强调新闻伦理的相对性。

　　科约宁反对用“固态-液态”的二分法来对应和解释新闻“职业气质”在五个维度上截然不同的可能性。在知识、受众定位、权力、时间、伦理五个维度不存在一种完全过时的主张。因此，当下人们见证的并非固态新闻业与液态新闻业之间泾渭分明的分际或线性的进化，而是二者在五个维度上的协商过程。

　　当“液态新闻业”的早期论述者和鲍曼一样陷入了对“液态”的偏爱，进而忽略了与“液态”纠缠的“固态”特征之时，21世纪的新闻业界却一味地热衷于自我革新。例如，为了应对受众流失，西方新闻业逐渐转向“消费者导向”，减少了对官员和社会机构的报道，并更多地迎合新闻消费者的口味。但由于越来越多的新闻消费者只想看到自己想看的信息，消费者导向削弱了记者的专业报道与社交媒体话语的区别，并可能导致更大的社会舆论撕裂。

　　又如在业务流程改革中，媒体看到公民在新闻生产过程中的潜在价值，一些媒体选择与用户协作生产或采用“众包”的方式制作新闻，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许多所谓公民记者并没有能力像记者一样采访并核实消息，他们只是希望在网上表达自己的个人想法并与他人分享。在商业运营上，为了应对不断流失的市场份额，一些媒体不惜牺牲传统新闻出版业务板块以发展线上业务，然而在线业务的收益能否大于被牺牲掉的传统业务板块仍具有不确定性。可见，一味求变并不总是带来预期的成效，反而造成了新的问题。

　　如何看待后现代社会新闻业的变与不变？嘉德等人指出，后现代社会并不意味着新闻机构必须放弃传统和惯例；相反，一些“不变”的东西在“液态”的新闻业中有其存在价值。在“流动的”后现代社会中，新闻业的传统和惯例在许多方面有利于缓解新闻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就后现代社会的新闻业而言，变革是必要的，但抛弃核心价值与实践的变革往往意味着更大的失败几率。

　　对于媒体组织结构而言，“僵化、官僚的规则、政策和惯例”无法被“扁平化、平等和创新的流程”彻底取代。相反，在对新闻机构进行去中心化和扁平化的结构改造过程中，“惯例和规则被摒弃，导致组织内部角色和任务不明确的困惑和沮丧”，最终造成“无结构的”。因此，“以变应变”似乎并不是最佳选项。

　　在一个重视信息更新速度的行业中，人们似乎很难不期待变化，因此新闻业界和学界更青睐的是“变”，更关心的也是如何应对甚至迎合“变”。如今，“求变”似乎已经被赋予了某种道德优越性，成了“进取”的代名词，而“不变”反而显得个色、保守、落后。“液态新闻业”的理论话语提示人们关注后现代社会新闻业“变化”中的“不变”，启发人们从“一味求变”的狂热中冷静下来，重新思考“变”与“不变”的关系。这应是“流动的现代性”中我国新闻业界和学界亟需冷静思考和值得回应的问题。

　　（载《传媒观察》2023年第10期。原文约11000字，标题为《液态新闻业：流动现代性的回响与新变》。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郭毅，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国际传播教研室主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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